其实，他们是分别继承了三代时期的王道和霸道的不同国家治理经验，他们分别关注国家的民意表达或治理能力的不同方面，故而分别提出各自不同的国家治理目标、政治治理方法。
莫敢不来享，莫敢不来王。尊王贱霸，并非申不害、韩非的思想，而是增光孔孟的王道。
管子认为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惧七情虽受外在的刺激，但发自主体内在道德情感活动的流露，是以明君顺人心，安情性，而发于众心之所聚。是以，圣人无为，故无败。主张超越世俗名教，而任自然人性。《淮南子》认为要清心寡欲，不湎名利，返归初心。孔子听说后说：太宰知道我呀。
因而韩非认为人的性情喜贵恶贱，于是人之情性，贤者寡而不肖者众。《尚书》载：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。你们的邦国既已重新建立，就不允许随便更动。
可见克的本义，诚如马一浮先生所说：胜过一切逆顺境界，不为物转。孔氏则诚误矣，然迹其本心，亦曰姑以随文解义，为口耳占毕之计而已，不知其祸之至此也。此处没有了卜筮而多出一个师尹。至于八政第三政的祀，就更需要讲究时序和时间了。
思通微，则事无不通，乃成圣也。故衡利而取重，絜害而取轻，而定为立子立嫡之法，以利天下后世。
朱子《皇极辨》的主要内容以此。而宗周之后的制度，有了传位的子继之法和嫡庶制度分封子弟之制，以及男女的分别和葬礼的尊尊亲亲之制，随后，又有了分封子弟之制。孔颖达《疏》云：庶，众也。今申气乘寅，两相冲破，申来逆寅，寅为风，风之被逆，故为焱风。
敬用则《礼》之本，农用则《礼》之施，协用则《乐》之效，乂用则《诗》《乐》之移风易俗也，明用则《礼》《乐》之节民心、和民声也，念用则《易》之微显阐幽也，向、威则《春秋》之善善恶恶也。有执之情，终难期于神物。故《礼记·月令》云：是月也，不可以称兵，称兵必天殃。王国维写道： 自殷以前，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。
基于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的五种味道由此也产生了五行的顺逆。民不往来，则无相亲之好，故宾为七也。
兼三才而两之，故《易》六画而成卦。宋邢昺疏解此段的义涵，认为孔子的意思是说：我与回言，终竟一日，亦无所怪问。
揆诸古今人事，一个聪明睿智的智者，往往长寿。马先生又说：洪范者，大法也。而皇极总摄六艺之归一于性德。所以然者，不但行运气性相感，以义言之，以思睿则无拥，神安而保命，故寿。行冬令则水潦为败，雪霜大挚，首种不入。第五畴的本文又写道：敛时五福，用敷锡厥庶民。
《洪范》第一畴所警示的，是权力的最高执掌者，无论兴业还是举事，都必须顺乎天道，本乎自然，合乎民心。六极是五福的反向呈现：一是凶、短、折。
他写道： 《洪范》始列于《书》教。此皆因其气禀之不同，故裁成有别，见鄙则竭其两端，勇过则广陈六蔽，圣人接人之道亦具于此矣。
这里，不妨重新检视一下第五畴皇极特为五福给出的克明俊德之道： 敛时五福，用敷锡厥庶民。岁以年纪，所以纪四时。
这里又提出来了官天下和家天下两个概念，对家天下之弊端，当建制之初也并非全无认识，但立子立嫡之制度终成几千年历史之已发生之事实，而没有成为理想家的畅想曲。大家都秉承上天的意旨，你们做得好的地方，我不敢秘而不宣，我有不对的地方，也不会请求上天宽恕。又《礼记·月令》孔颖达《正义》引郑注《洪范》亦云：中央土气为风，东方木气为雨，箕属东方木，木克土，土为妃，尚妃之所好，故箕星好风也。盖天心即人心，通灵之事，要在一心之诚，全体是敬，即为万有，又岂在方法之娴熟与否哉。
虽有礼义之教，而无刑杀之法，则强弱相陵，司寇主奸盗，故司寇为六也。当先敬用五事，以敛聚五福之道，用此为教，布与众民，使众民慕而行之。
所行无反道，无偏侧，王家之道正直矣。无有乱为私恶，滥罚善人，动循先王之正路。
故《尚书·商书·汤誓》云：伊尹相汤伐桀，升自陑，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，作《汤誓》。苏东坡也说过同样的意思，曰：古之所谓中庸者，尽万物之理而不过，故亦曰皇极。
箕子应周王之请讲述出来自可警示于周王，但如明了核心义旨，求证于最初的所赐对象至关重要。五事的核心要义在于敬用二字。第二德刚克，第三德柔克，是克之两极。能够遇有疑滞，询乎王心，询乎卿士，询乎庶民，询乎卜筮，尊天应人而行。
兹事体大，盖三代时期的祭祀与政治或军事举动，没有不经过事先卜筮以问吉凶者，仅《尚书》所记，就随处可见。然则为何牵及星辰？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记载，是年冬十月，晋国发生多起宫廷相杀和死亡事件，而且早在四月已经出现了日食。
凡我造邦，无从匪彝，无即慆淫，各守尔典，以承天休。休是美好之意，故孔安国《传》释为美行之验，犹今语所言之好消息也。
其与《三百篇》的颂体无异，只不过这里歌颂的是王道。亦即孔颖达《疏》所说的：以理恕物，照察下情，是能明也。